《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第四章——上

接上文——《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第三章）——下 四、赫鲁晓夫下台及对这一事件的反应 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委

新谷：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鲁晓夫下台了，当时莫斯科发布这个消息时，一般苏联人的反应怎样?各国学生和日本人怎样看待这一消息呢?我们当时都在莫斯科，不妨谈谈那时的体验。

足立：就当时我们所具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常识而言，对于当时所发生的一个接着一个的事件，如中苏两党间关系的恶化，以及日苏两党间关系到达最坏的情况，可说是完全没有想到的。

一九六四年七月，日苏两国共产党关于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评价，发生了公开争论。那时赫鲁晓夫还未下台。但是，我们对苏联领导集团已经沦为现代修正主义这一点，已经有了清楚的了解。我们常常谈起苏联今后会变成什么样的问题。所以，当赫鲁晓夫被赶下台时，我们是非常高兴的。

我们知道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内部矛盾不断加深，这促成了赫鲁晓夫的下台。

作为苏共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的赫鲁晓夫，突然之间被免职下台，原因是所谓“年老和健康上的理由”，任何人都知道这种说法是虚伪的。这自然给人以非常阴森可怖的印象。因此，一般苏联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是漠然无动于衷，一方面由于他们对政治抱有恐惧感，一方面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苏修中央委员会的话。这种政治上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他们对官方的一切公报，都采取冷漠的态度。只要是以党中央名义发布的东西，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即使和现实完全不符，他们也决不提出疑问，也不去深入思考。他们害怕与政治问题搭上关系，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情。

这种情形，和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人对待大本营发表的公报一样，谁也不信那些公报。即使知道公报里有些事实大有疑问，也不去追问。因为那是一般人不应该知道的。这就造成人民大众对政治普遍不关心。相反，谣言、内幕消息流行起来，带有讽刺性的政治笑话广泛传播，这是人民表现出来的一种反抗。

报道赫鲁晓夫下台的前后

新谷：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的发生，到赫鲁晓夫下台这段时间内，苏联政府的态度可谓嚣张一时。对待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反修力量，苏联政府一律予以猛烈打击。日本学生已预料到在短期内必然会受迫害。

十月十五日晚上十一时，南美圭亚那学生从英国广播中，首先听到赫鲁晓夫被撤职和继任人是勃列日涅夫的新闻。他们立刻来到日本学生住处说：“你们听见了吗?赫鲁晓夫被免职了。” 当时我们对这个消息是否正确，一时还难以证实。第二天一早，我们找《真理报》看，发现什么政治消息也没有，只是纪念某作家诞生若干周年的新闻。

这天的《真理报》，已经显得很奇怪了，因为没有任何关于赫鲁晓夫的消息和照片。平时的《真理报》，每天必定刊出赫鲁晓夫的照片，如赫鲁晓夫上一天在哪个工厂视察，到哪个集体农庄访问等等。这类新闻照片，差不多天天都有。电视也几乎每天都是清一色的赫鲁晓夫的活动。甚至战时他在乌克兰战线工作的新闻纪录片，也重新搜集出来加以剪辑放映。还有奇怪的事情，十五日这天晚刊的《消息报》(苏联政府机关报)，竟没有出版。

失魂落魄的苏联学生

新谷：那天的情形确实奇怪。到夜晚十二点钟以后，赫鲁晓夫被免职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全大学的宿舍，只听见从宿舍里传出欢呼声，当时真是热烈极了。一些苏联教师和学生，认为我们都是反对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是中国派，对我们非常敌视。和我同房住的苏联学生，一向对我态度冷淡。但是，赫鲁晓夫下台后，这些苏联人的表情无不茫然不知所措。一提起政治问题，他们更是显得格外厌烦，简直像丢了魂一样。

第二天早上，外国学生都到饭堂，大家谈起赫鲁晓夫的种种倒行逆施，不禁再次欢呼，并互相握手祝贺他的垮台。

除苏联学生无所表示外，亲苏联的外国学生中，印度和阿拉伯人较多，他们的表情也很尴尬。这天不少日本和南美学生上街时都到书店去，大家想到赫鲁晓夫一垮，他的书籍可能被禁止出售，所以想趁早买一两本赫鲁晓夫选集。但是我们走进书店寻找，已经找不到任何赫鲁晓夫的书了。不仅如此，赫鲁晓夫的像也从莫斯科各个角落一齐失踪。

赫鲁晓夫被免职后一个时期，苏联国内相当混乱。对于新政权采取什么路线，大家都感到兴趣。到了这一年的十一月七日，即十月革命纪念日，中国总理周恩来从北京飞到莫斯科，对苏联方面说：“改变路线，改变赫鲁晓夫那一套作法。现在是回到正确道路上来的时候了。”那时，米高扬却说：“苏共路线决不改变，今后苏联的政策，将贯彻苏共第二十次和二十一次、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制订的方针。”

佐久间：正是那年的十月革命节，我们到“红场”去，看到了周恩来在列宁墓上向人们招手。

新谷：我们在莫斯科的外国学生，通过讨论，认为赫鲁晓夫的下台，并不是苏共党内不同路线的斗争，而完全是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赫鲁晓夫下台后，修正主义路线的本质不会改变。

原定这一年十二月举行的国际共产党会议的筹备会议流产了，决定延迟到一九六五年三月举行。这个针对中国的会议，原是赫鲁晓夫竭力提倡要召开的，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政权上台后，即宣布仍要召开这个会议，只不过将会议延期。这就清楚地表明，新政权和赫鲁晓夫执政时，并无本质上的差别。

对于苏修新领导集团，日本宫本集团的看法是：“苏共已经发生了改变，赫鲁晓夫时代的坏事，现在变好了。”但是，在莫斯科的日本学生，却不同意宫本这种看法。我们认为，苏联新政权比赫鲁晓夫更坏。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快速度地、粗暴地推行政策，而是非常缓慢地、有周密计划地、隐蔽地逐步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认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政权发生了变化的人，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类似宫本集团这样的判断，完全不符合苏联的实情，是绝大的错误。

由赫鲁晓夫下台引起的校内动荡

足立：赫鲁晓夫下台后最初一个时期，学校的苏共党委会内部，举行了几次真相报告会。我们的政治经济系主任，也给我们讲了一点有关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各民族友好大学是赫鲁晓夫建议开办的，他下台后，我们的大学是否继续办下去，包括教师、学生在内，都表示关心。我们那个政治经济系主任说：“赫鲁晓夫的被免职，并不是年老和健康上的理由，而是政治上的重大失败。像《真理报》写的那样，那是谁也不会相信的，事实上那是在撒谎。”他接着说：“赫鲁晓夫虽被免职，各民族友好大学不会垮。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前，预算已经决定了。大学校舍还要扩建。大家可以安心读书。”这个系主任是大学党委会成员，他说大学继续办下去，自然是可信的。

事实上，说赫鲁晓夫因为年老和生病而下台，谁也无法相信。只要看看当时凡是和赫鲁晓夫关系密切的人，都一股脑儿被解职，就知道这事的背景。当时的《消息报》总编辑阿朱别伊(赫鲁晓夫的女婿)，和《真理报》、广播和电视局等所有宣传机构的负责人，以及赫鲁晓夫的亲信，全部被撤职，理由是“工作上的过失”，这就显示这次赫鲁晓夫下台，是内部争权夺利的结果。

赫鲁晓夫下台的第二天，我们上课时，碰到这样一个有趣的事情：过去上课，教师老爱拿着一份《真理报》，一面引用赫鲁晓夫这样说，赫鲁晓夫那样说，一面进行教课。这一天，这位教师也拿着一份报纸，这回却说赫鲁晓夫这一点犯了错误，那一点也犯了错误。一夜之间态度完全变了样。(笑声)

原田：例如教我们经济学史的教师，这天就没来上课。我们想，他可能是由于不能一下子就说出他过去讲的课都是错误的，出于这种良心上的自责而没有到学校来。我们觉得，这还是有良心的人。第二天，这位教授到学校来了。他对着他的学生们说：“说实话，昨天早上起身，听到赫鲁晓夫被免职，我就没有到学校来，而直接到科学院去了。请求发还我写的学术论文，然后花了一整天时间把论文中引用赫鲁晓夫的话全部删掉了。”他之所以这样作，就是要显示他是一个头脑转得多么快，又是多么地不落后于潮流而值得自豪的人啊!这样从他身上，你就是怎么样也找不出一点点作学问的良心来。

完全投降了的宫本集团

原田：一九六四年的七月起到十月中，也就是日苏公开战开始到赫鲁晓夫下台，是日本学生心理上最紧张的时期。但是实际上，在莫斯科工作的日共党员，由于执行日共中央的路线而被苏联免职强制送还日本的，还是赫鲁晓夫下台以后的事。宫本集团对这些事完全了解，但是却以 “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已经发生变化” 理由，宣传 “苏共变好论”。从这一点看来，这正是日修宫本集团向苏修“投降”的先兆。

一九六四年的 “五一节” 事件

佐久间：一九六四年确实是多事之年。这年“五一”，我们学校中发生了“五一事件”。当时大学当局下令全校学生必须在“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口号下参加庆祝游行。我们拒绝在这个口号之下参加游行，要求各个队伍携带自己的标语口号参加。但是学校方面非常顽固，一定要照学校当局的指示办事。“五一”的前一天，校长紧急召见全体日本学生，他说：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苏联政府定出的口号，你们对此不满意的话，就不许你们参加节日游行。你们这些人都是“好战主义者”。

所谓“好战主义者”，在苏联政府看来，就是“美国军部中一小部分狂人，西德复仇主义者和中国派”。现在校长把我们也列为“好战主义者”，这是最重的罪名，如果是苏联学生，一定会被吓得发抖。

之后，日本学生会立刻召开临时大会，提出这个问题让大家讨论。会议作出决议，参不参加节日游行，可以根据每个人的意愿自己决定。但是作为日本学生会这个团体则决定拒绝在苏联规定的口号下参加“五一”的庆祝。

到了“五一”这天，除了仅有的一个日本人为了拍照才跟着游行队伍行进外，全部日本留学生都抵制了这次 “五一” 游行。其实，不只是日本留学生，其他外国学生也极少人参加，因为大家都对苏联当局强迫别人一定要拥护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行径，起了反感，凡是采取正确政治立场的学生，都拒绝参加这次节日游行。就是亲苏派的学生也是稀稀拉拉的。因为那些具有修正主义倾向的人，往往都是政治觉悟很低，很不愿意参加政治活动，而只关心与他个人有关系的事。这种倾向，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学生表现的都很突出。因此，虽然派来了很多运送参加游行人员的大汽车，但却空空荡荡的没人去坐。

事后，大学当局却责怪日本学生煽动其他学生不参加，对日本学生进行了迫害和处分。这次“五一事件”，是日本学生和大学当局的重大政治冲突的第一回合。

瞪着眼睛撒谎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原田：苏联修正主义的特征之一，是以撒谎为家常便饭，赫鲁晓夫被免职，说他因年老和健康不佳，任何人都一眼看穿是个弥天大谎。而苏联当局居然将谎话当作官方公报发表。

佐久间：厚颜无耻，瞪着眼睛撒谎，是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惯常手段。例如这次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却硬说是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部分领导人的“邀请”才出兵的。谁都明白，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任何人“请”苏军侵略自己的国家。苏修硬说人家“邀请”，这不是最大的谎言么?但是，苏联不少人因为无从得知其他的情报，居然相信了这种说法。

学校当局对学生施加压力

足立：赫鲁晓夫在任时，苏联学生的态度也是神气活现的。但是，赫鲁晓夫一夜之间垮了下来，那些目空一切的苏联学生，不知道为什么，也完全丧失了自信。有些人悄悄跑到我们身边问我们：“有什么消息吗?世界局势和中国现在的情况怎样?你们有这方面的资料吗?借给我看看好吗?”由于他们不懂日文，不能在我们的房间看，我们便将珍藏的英文版《北京周报》借给他们悄悄地带回去。

佐久间：赫鲁晓夫下台前后，我们大学宿舍里的外国学生珍藏着各国语文版的《北京周报》。学校当局对此防范很严。例如宿舍的管理人员、班级主任教师，就对外国学生进行监视。他们在学生到了课堂上课后，便擅自开锁进入各学生房间检查，看看有没有中国书籍杂志。不仅如此，学校当局还公开威胁学生不许藏有这类书籍文件。学校当局还对外国学生进行思想调查，由于遭到全体外国学生的强烈抗议，并和校方进行了多次斗争，后来学校才被迫取消了思想调查。

原田：这也算作是国际反修斗争的重大成果。他们在学生离开宿舍时，随意进入房间，打开木箱，拉开书橱，进行搜查。他们系统地记录学生在各个场合的发言，以断定这个学生是不是“中国派”。如果被看作是“中国派”的话，各方面的压力也就来了。

在我们学校里，调查学生思想、行动的机关有三个系统。一个是属于秘密警察系统，一个属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调查局系统，还有一个直属于苏联外交部的系统。各个系统各自安插若干名职员和特务，严密监视学生的动态。他们最重视的是，大学内的学生是不是亲华，凡是被认属于 “中国派” 的学生，就会受到更加严密的监视和盯梢。美国驻苏大使馆也雇用学生干特务工作，这是学生自己揭发出来的。美国特务被揭露后，大学当局也只好将特务学生遣送回国。

足立：可能我的话有一点离题了。像这次赫鲁晓夫下台，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在苏联，对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一个观点，非常缺乏。例如，赫鲁晓夫下台这个问题，苏联当局就不敢向人民交代赫鲁晓夫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要是真正信任人民群众的话，就应把赫鲁晓夫的错误公布出来，让群众去讨论，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又例如，对斯大林的批评，也是乱骂乱咬，把斯大林攻击得一无是处，但是他们却拿不出半点对事物的科学分析，更是讲不出道理。

还有我们大学的学生问题，例如许多学生不上课，学校当局也是采取非常机械的、粗暴的行政措施去对付……

佐久间：对付不上课学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削减奖学金了。

足立：在我们看来，为什么某些课程，学生上课率非常低，就应该在学生中间调查、分析，然后加以改进。上课率低的根本原因，是学生对那一门课程不感兴趣。其次是苏联大学硬填硬塞式的教育，每天上课六小时，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周就是三十六小时，又不许学生选课。学生对这样的教育制度非常不满，但是学校当局在心目中完全没有，只是一味用行政手段压迫学生，用高压来迫使学生就范。

佐久间：各国的党就中苏论战问题所表现的不同态度，对我们是非常大的教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修的做法就是对于中国方面所说的一切，完全不让苏联人民知道。有些苏联人偷听北京广播或设法弄到中国出版的文件，就要受到当局的残酷迫害。苏联人民只能知道修正主义集团的论调。

中国方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在重大事态发展的时刻，它的态度是怎样的呢?首先，中国把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论文，一篇接着一篇在《人民日报》等各种报纸上发表，让人民大众对这些论调进行讨论，到一定时期以后，中共中央才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这是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贯采取的态度，这是根据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必须使广大群众都能懂得这个原则。放手让人民大众去掌握真理，这才能使群众坚决相信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态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正确，对比之下显出苏联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从而坚定了自己对这两条路线斗争所采取的态度。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战，是关系到人类历史向哪一个方向发展的极端重要的大事，但是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却完全以街头上的无赖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严肃的问题。

原田：苏联当局惯常使用国家的权力来对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一场论战，其结果只能是暂时地剥夺了苏联人民说话的权利，压制了国内人民的意见，但是外国共产主义者的嘴巴是封闭不了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无论怎样也不能避免引起大论战。

在苏联内，由于当局长期以来忽视了理论斗争，加上苏联共产党领导部门的理论水平非常低落。苏共从论战一开始，就无法在国际舞台上立足，它的一套理论经不起中国方面的一驳。最后，苏共唯有拼死地利用国家权力和高压手段，千方百计阻止中国正确的革命理论的传播。

思想斗争和修正主义

佐久间：如何发展思想斗争，就是将正确的意见和错误的意见进行对比，通过讨论、思考等思想上的斗争，结果真理必然战胜错误，马克思列宁主义必然是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而发展起来。经不起斗争，把它放在育婴器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是官方制造的 “马列主义”，是假马列主义。苏联修正主义的腐败，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当中苏两党面临重大的问题时，我们看到的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立场。

从这一点看，日共宫本修正主义集团，今天和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对这一场论战，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即不许大家阅读中国的出版物，不许听中国方面的辩论。谁读了就被开除出党，谁听了就受党纪处分。这是滑稽透顶的事情。苏修正主义已经取得了国家权力，拥有国家统治机器，所以它用暴力统制言论并非完全无效。宫本集团还没有取得政权，就依样画葫芦，运用苏修的一套，对党员实行高压，好像它已经取得了政权一样。

问题在于，必须把真理交给群众，让人民群众去了解，取得人民群众真正信任。相反，苏修、宫本集团，他们对自己的路线就缺乏信心，只能凭借权术，把自己的路线强加于人。

足立：从这点出发，修正主义必然成为唯武器论者，因为它们不重视人以及人的思想。结果，在战争问题上他们就是唯武器论，在经济领域里，就是物质刺激。

佐久间：这就是经济主义!

足立：正是如此。

佐久间：现在苏联当局宣传它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和创造共产主义社会。可是却根本抛弃了进行思想斗争的观点，这是决定性的重大问题。人的思想如果变了质，腐化堕落，只剩下一些国家机构，无论怎样改变这些机构，也决不会带有社会主义发展的性质。从苏修现在的状态来看，它早已离开了社会主义。如果指望“物质刺激”、“追求利润”这一套法则也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话，那么今天的日本和美国，早该进入共产主义了。(笑声)

新谷：资产阶级总是要通过各种形式顽强地表现它的世界观的，不让它表现是不行的。只有让它表现，表现出来以后，就要加以批判。不采取这种态度，也就无从批判。正确的理论，必须经过对不同意见和错误见解的论争，才能出来。苏联今天没有思想斗争这种观点，所以它的理论水平非常低，也非常脆弱。

报纸是两党关系的晴雨表

新谷：苏联本来是进口各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刊的，并准许在国内公开发售。但是，中苏论战一开始，北京的《人民日报》就不准进口了。日苏两党关系一恶化，《赤旗报》也就不见了。

佐久间：到我们回国的时候，法共的《人道报》、意共的《团结报》、南斯拉夫的《战斗报》，都不准进口，因为发生了苏军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这些党都是反对苏联当局的侵略行为的。

原田：古巴的《格拉玛报》也不准进口。

佐久间：《格拉玛报》很早以前就不进口，后来古巴表示支持苏联当局对捷克问题的政策以后，最近是否又恢复进口，则不知道了。

新谷：我们大学原订有《赤旗报》三十份。当中苏论战激烈化时，《赤旗报》一度转载过一些中国的文章，但是凡是载有中国文件的《赤旗报》，一概不允许进口(笑声)，因此我们订的报纸从来不是天天收到的，总是像拔掉牙齿一样，缺口很多。

佐久间：我们一发现哪天的报纸不送到，就知道这天一定刊载重要文章，真是一猜就着!(笑声)

原田：逢到缺报的那天，我们就记住日期，想法子从别的途径去找，果然发现载有非常重要的文章。到后来，缺的报纸越来越多，苏联当局就减少我们的订报份数，从三十份减到五、六份，这就更加不能满足需要。到后来，连日共的论文，苏联认为不满意的，也不许送报，最后索性全部停止派送。代替的是，从一九六四年八月底起，苏联当局把叛变日共的志贺义雄办的《日本之声》刊物，拿到学校里派给我们。

过了一定的时间，日共渐渐趋向修正主义，苏联当局又恢复向我们送报，《赤旗报》又来了。这真是判断苏联对各国以及日本的党的态度的非常准确的晴雨表。

足立：那是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一日起的事情。

新谷：宫本集团和苏修之间，越是勾得紧，我们得到《赤旗报》的份数就越多，缺报的事情就没有了。

佐久间：到我归国的时候(一九六八年夏天)，《赤旗报》在苏联从未被限制进口，天天都有报纸送到。

按政治风向招收外国学生

新谷：我们在莫斯科读书时，大学当局招收日本学生的手段，也和对待《赤旗报》的方式一样，出现了非常有趣的现象。苏联当局完全以政治风向来对待日本学生。最初，从一九六〇年起到一九六三年，日本留苏学生大体上由“日苏协会”推荐，或者由苏联方面认为有资格的个别日本人士介绍，就可以到苏联留学。但是，当日苏两党关系恶化时，“日苏协会”的推荐就不再被受，必须由“日苏交流协会”、“日苏亲善协会”等机构的介绍，才被接纳。再以后，连“日苏交流协会”的推荐也不灵了，必须由叛徒志贺义雄的“日本之声”出面介绍或社会党的推荐，才准赴苏联留学。

因此，一九六三年以前的一段时期，和一九六四年以后时期的日本留苏学生，其政治质量是截然不同的。在“日本学生会”的内部，日本学生之间也截然分成两派，形成激烈的政治对立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