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返回首页
从解殖到再神话化:Jane Goodall 的科学、伦理与反叛
一个人、一名女性,承载了关于感性与理性、柔软与反叛,怎样的复杂性?
1997年12月6日,肯亚奈洛比的甜水黑猩猩保护区,Jane Goodall与3岁雌性黑猩猩Bahati玩耍。摄:Jean-Marc Bouju/AP/达志影像那是一种慢的科学。在清晨的贡贝溪国家公园山谷里,一位绑著低马尾的年轻的金发白人女性,坐在山坡上的草地上,被阳光照得闪亮。她穿著一件浅绿色短袖衬衫和卡其色短裤,脚踏高帮黑色帆布鞋。她身体微微前倾,透过一副黑色望远镜试图锁定荡漾在树林间的那些能够呼唤其名的黑猩猩。她不记录体温,不测量距离,而是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学习牠们如何生活、相处、争执与安抚。
在那之后的数十年间,无数个这样的画面成为了灵长类学史上最具象征性的瞬间。这种带著情感的观察,一种“温柔的科学”在当时被视为不合规矩。正是这种反叛,Jane让科学变得有人情,重构了科学史上一次温柔却又深刻的转向,不再能轻易维持“文化”与“自然”断裂分割的边界,最终让人类不得已重新定义自己。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灵长类学改变了我们对于黑猩猩(Pan troglodytes)的认知。研究发现,牠们不仅聪明,而且拥有丰富的社会生活与情感,这最大限度地模糊了人类与动物的界线。在这之前,达尔文及其追随者们始终相信,只有且仅仅只有人类才富有情感并且懂得使用工具。这个观念的转变,要归功于Jane Goodall博士在20世纪中期开始在非洲坦桑尼亚所做的有关黑猩猩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