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下的劳动命运——第13章机械大工业VII《资本论》读书笔记【27】

本文是《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十三章（机械与大工业）第VII节（机械经营的发展及劳动者所受的斥力和引力。棉业恐慌）内容的读书笔记。本章节主要论述了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如何通过对劳动力的不断“排斥”与“吸引”，使工人生存状态陷入极度的动荡与贫困，并重塑了以工业国剥削农业殖民地为特征的国际分工体系。

马老师开篇即点明，任何有地位的经济学者都承认机械的采用会对旧式手工业工人产生“有害的影响”，然而，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提出了一种令人战栗的辩护：他们认为虽然在经济“过渡时期”存在“恐怖状态”，但随着工厂制度的发展，它最终所吸纳的工人会比最初逐出的更多。这种观点本质上将劳动者视为资本扩张的燃料，承认了“劳动奴隶”人数的增加是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永久自然必然性”的结果。甘尼尔等学者甚至梦呓般地宣称，生产阶级人数的减少将换取“绅士阶级”的增加，使有闲阶级能够占有生产力提高带来的一切利益，并美其名曰通向“天才至高创造领域”的道德原则，而这种道德的核心正是保障有闲阶级对劳动成果的合法占有。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英国工厂的实证调查数据无情地击碎了这种乐观的幻象。

随着工厂制度的成熟与资本的扩张，被雇佣的工人总数在绝对数量上可能增加，然而这种增加是以“相对减少”为代价的——即与总资本的增长相比，可变资本（用于雇佣劳动力的部分）所占比例不断下降。这一论断在今天听来依然振聋发聩。在1860年至1865年间，英国某区域的570家工厂中，蒸汽织机增加了11%，纺锤增加了3%，马力增加了5%，而使用人数却减少了5.5%。这就是所谓“技术性失业”的早期形态。资本追求效率与利润的内在冲动，使得机器不断排挤活劳动，即便在产业扩张时期，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可能增长，但这种增长始终滞后于资本的扩张速度，劳动者在整体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不断被边缘化。

这种“斥力”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随着技术进步的每一次跳跃而反复发生。机械的改良、新生产方法的采用，总是在某个阶段将一批工人从生产线上驱逐出去，而在另一个阶段又因工厂规模的扩大而将他们重新吸纳。但这种吸纳是有条件的、局部的、暂时性的。马老师形象地指出，工人“不断被排斥又被吸引，不断地来来往往”，在这个过程中，性别、年龄、熟练程度都在发生变化。妇女、儿童、少年逐渐取代成年男性工人，成为工厂劳动力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不仅意味着劳动力结构的改变，更意味着劳动价值的贬低与劳动条件的恶化。这种“斥力”与“引力”的交替作用，本质上不是技术本身的属性，而是资本利用技术实现自身增殖的手段。技术在这里被异化为一种外在于劳动者的敌对力量，成为一种控制、支配乃至牺牲劳动者的工具。

在这一节中，马老师还以大量篇幅描述了英国棉纺织业在近一个世纪中的周期性波动。从1770年到1863年，棉业经历了无数次“生意转好、营业振兴、生产过剩、恐慌和停滞”的循环。每一次繁荣都伴随着工厂的急剧扩张与劳动者的短暂“被吸纳”，每一次危机又伴随着大规模的解雇与劳动者的“被排斥”。这种周期性的动荡，使得工人的生活状况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特别是在棉花缺乏时期（1861—1863年），那场由美国内战引发的原料危机，表面上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但其背后却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高度依赖性与脆弱性并存的必然结果。在这场危机中，工厂主并未受损，反而通过各种手段——降低工资、克扣房租、使用劣质原料、掺假增重——将危机转嫁到工人身上。工人的工资跌至每周只有几先令，甚至出现饥饿病与疾病的流行，而工厂主却利用“实验”的名义不断试探工人的生存底线。这段历史的细节令人触目惊心：工厂主们像解剖学者以青蛙做实验一样，以工人的身体进行各种残酷的实验。为了维持利润，他们强迫工人使用纤维脆弱、充满污物的东印度苏拉棉，这不仅导致计件工资因机械故障和产量下降而缩减20%至30%，更严重损害了工人的健康。在尘埃粉飞的梳整室内，气管炎、喉头炎和皮肤病疯狂蔓延，工人甚至因吸入混有大量浆料的经线而导致消化不良。（对此，马老师评价为：这种实验，不仅以工人的生活资料为牺牲，且以工人的五官为牺牲）更令人发指的是，资本家为了增加布重，将大量植物性或动物性浆料掺入，使得5.5磅棉花能制成8磅重的布，并以此自夸为致富秘诀。在这一过程中，工人的贫困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失业的妇女劳动者被挤出社会边缘，导致城市中年轻娼妓的人数大幅增加，其增长程度超过了过去二十五年的总和。即便是在所谓的“繁荣时期”，成年男工人也发觉自己在不断进步的机械面前是“过剩的”，必须依赖大规模移民才能维持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口的自然繁殖和机械对劳动的排斥共同制造了一个永久性的过剩人口池，这正是维持这种生产方式不可或缺的条件。

马老师的分析并不止于经验性的描述，他试图从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的角度揭示这一过程的必然性。他指出，随着机械经营的发展，不变资本（机器、原料等）在总资本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可变资本（劳动力）的比重不断下降。这意味着，即使总资本大幅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会同比例增长，甚至可能绝对减少。这种现象在个别产业、个别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在英国的绒线工厂与丝工厂中，工人人数不仅相对减少，而且绝对减少。于是产生了这样的悖论：技术进步本应减轻人类的劳动负担，缩短劳动时间，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进步却成为剥夺劳动者生计、加剧劳动强度、延长相对剩余劳动时间的手段。劳动者越是创造出强大的生产力，他们自身就越被这种生产力所排斥；他们越是为资本创造出巨大的财富，他们自己就越是陷入贫困与不稳定的境地。

在这一节的最后部分，马老师还讨论了机械经营如何重塑国际分工。他指出，大工业国将世界划分成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主要的工业生产区域，另一部分是主要的农业生产区域。英国通过机械生产摧毁了印度的传统手工业，使东印度成为棉花、羊毛、黄麻等原料的供应地。同理，使澳大利亚成为羊毛生产基地。这种国际分工的形成，使得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可以通过技术优势控制边缘国家，形成一种全球性的剥削体系，这一论述，但为后来的“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最后，我们应当看到，当年马老师所描述的机械经营时代劳动者的命运，在今日并没有随着技术的进一步进步而消失，反而以更加隐蔽、更加普遍的形式重现。如今的我们身处一个被人工智能、大数据、自动化技术深刻重塑的时代。从制造业的工业机器人，到服务业的智能算法，再到平台经济下的零工劳动，技术进步的资本主义应用下，对劳动产生的“斥力”与“引力”，可以说正以新的方式和相同的本质运作着。

一方面，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大规模替代传统岗位。在制造业中，曾经需要成百上千名工人的流水线，如今可能只需少数技术人员监控自动化设备即可运转。在物流行业中，自动分拣系统、无人搬运车正在大量取代仓储工人。而在金融、法律、医疗等知识密集型行业，人工智能的冲击也在发生，数据分析、文档审核、初步诊断等工作越来越多地可以由算法完成。 “机械会驱逐劳动”在当代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扩展。

另一方面，平台经济的兴起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引力”机制。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直播主播、内容创作者等新型劳动者在数字平台上被大量吸纳。这种吸纳表面上提供了灵活就业的机会，但实际上却使劳动者陷入了更加不确定、更加缺乏保障的状态。他们往往不被视为正式雇员，没有稳定的工资、社会保险、带薪休假、工伤保障，收入完全取决于接单量与平台算法的分配。马老师在描述十九世纪工人“不断被排斥又被吸引”的命运时，恐怕没有想到这种“来来往往”会在二十一世纪以如此方式重现。今天的平台劳动者，正是在算法的调度下，不断被吸纳又不断被边缘化，不断被鼓励“多劳多得”，又在系统设计中陷入“低单价—多接单—高强度”的循环。

马老师所揭示的“相对剩余人口”理论，在当代也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在马老师的时代，相对剩余人口主要表现为在工厂大门外等待就业的失业者。而在今天，这种后备军不仅存在于劳动力市场之外，更大量存在于“灵活就业”“兼职”“众包”等名义之下。他们名义上在业，实际上处于一种半失业、不稳定、无保障的状态。平台企业利用这种庞大的后备军，通过算法随时调整价格与补贴，制造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压低劳动报酬，使得劳动者即便在就业状态下也难以获得体面的生活。这种“内在的后备军”比马老师时代的“外在的后备军”更加隐蔽，也更加难以组织起来进行集体抗争。

与此同时，当代技术进步也在重塑全球分工的格局。马老师当年描述的“工业生产区域与农业生产区域”的对立，在今天已经演变为更为复杂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身则专注于研发、设计、品牌、金融等高附加值环节。发展中国家虽然承接了大量制造业岗位，但这些岗位往往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劳动者承受着高强度、低工资、差环境的代价，而利润的大头则被跨国资本攫取。近年来，部分制造业开始“回流”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就业机会受到新的冲击。这种全球范围内的“斥力”与“引力”运动，使得劳动者无论在南北哪个半球，都难以摆脱被资本支配的命运。

马老师在分析棉花缺乏时期工人的遭遇时，特别提到工厂主通过实验不断试探工人的承受极限。今天，这种实验变得更加精密和隐蔽。以平台为例。平台算法可以实时监控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工作时长、工作轨迹，并根据数据不断调整派单规则、定价机制、奖惩标准。劳动者在算法的黑箱面前完全丧失议价能力，他们不知道规则是什么，不知道规则何时改变，甚至不知道规则改变后自己的收入会下降多少。这种“实验”不再是工厂主对个别工人的直接施压，而是通过技术系统对所有劳动者进行普遍化、持续化、精微化的控制和榨取。在这里，劳动者的五官依然被牺牲：外卖骑手在风雨中奔波的疲惫，网约车司机长期久坐导致的腰椎疾病，内容创作者因持续焦虑而产生的心理问题，都是当代劳动条件下此种“牺牲”的新形态。

马老师在分析“斥力”与“引力”时，并没有陷入简单的悲观主义。他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为自身的灭亡创造了条件。机械的发展促进了工人的联合，周期性的危机暴露了资本制度的矛盾，工人阶级的觉悟与组织在斗争中不断提高。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马老师的思想中汲取批判的力量与变革的勇气。当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带来效率提升的同时，也要追问：这种效率为谁而创造？当我们享受平台经济便利的同时，也要思考：这种便利建立在怎样的劳动条件之上？当我们讨论技术伦理的时候，不能忘记技术本身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技术被谁掌握、为谁服务、受怎样的生产关系支配？

技术的进步不应成为压迫的工具，而应成为解放的武器。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生产过程民主、劳动者享有真正主体地位的社会中，技术进步才能回归其本质——作为人类解放的手段，而非奴役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