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第二章）——下
接上文——《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第二章）——上
由于苏联社会的不断腐败､堕落和变质,正经人就会被人讥笑为笨蛋,甚至被认为是神经病｡在这样的风气之下,从下层到上级,层层官员都各干各的坏事,越是爬到上层,坏事干得越多｡最为普遍的就是贪污渎职｡这样发展下去,苏联的经济机构､社会机构就会无不被腐蚀而霉烂,这一类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
贪污发展到不止个别的人,而是集体地､有组织地进行,有不少企业从门房到最高的领导层,人人贪污｡
例如我从苏联回国时,有些行李需要处理,一部分行李交由国际邮政局托运｡我把行李拿到国际邮政局,一个司磅的人故意少算我的行李重量｡他告诉我可以省二十个卢布,我便给他十个卢布作为报酬｡这种事情在社会上已司空见惯,人们毫不以为怪｡这还是属于最起码的找“外快”,越往上层领导,贪污的规模也就越大｡这样的腐败､堕落,在今天的苏联整个社会中,是普遍地存在着的｡这样下去,列宁所创造的,斯大林所抚育的这个社会主义的苏联,就将被这些人完全盗空了｡
官僚主义压制创造性新谷:在苏联,每年最大的节日是五一劳动节和十一月七日的十月革命节｡在民族友好大学的日本留学生虽然不过八十人,但是经常提出一些有关庆祝方式的创造性建议｡如针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提出不同的标语口号,使每年举行的庆祝活动有所不同｡但是,这种创造性的建议或行动,在苏联是绝对行不通的｡日本学生提出一些创造性的庆祝口号,每次都要遭到苏联当局的非难｡标语口号一字一句全部要事前检查｡最省事的办法,当然是按照苏联当局所交代的去做,或者拿着官方制好的标语口号参加游行｡
足立:反正就是一个“和平”､一个“友好”,超出这一范围就不行了｡
新谷:对,如果只是这些,就不会有问题;但要是提出一些适应当地革命斗争的口号,就必须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
原田: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九六七年是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特大纪念的日子,过去,日本学生在苏联参加节日游行,只许打日本学生会的那面红旗｡可是,这次五十周年的游行,苏联官员竟告诉我们连那面红旗也不准打,要去就得把旗子卸下来｡我们说:“既然你们不准带红旗,那我们就只好带旗杆去了｡”
我们真的带着旗杆去了,可是苏联官员一见到我们,又说旗杆也不准带｡我们说:“你们现在又说不能带旗杆,可教我们怎么办呢?”他说:“那你们就回去吧!”我们说:“我们已经来了,我们不用旗杆,就用双手高举红旗进行好了｡”我们一边说,一边走进红场,结果我们只用手撑着日本学生会的那面红旗参加了游行｡
在此之前,我们制作了许多创造性的标语口号,却全部被禁止使用了｡
佐久间:苏联官员说:“因为今年是五十周年,多余的东西统统不许搞!”(笑声)这就是他们的理由｡他们又说:“五十周年是大庆日子,全国都在庆祝,你们那些肮脏的标语口号,千万不可以拿到游行队伍中｡”这一年的庆祝,全部由当局规定,连颜色也讲究统一｡因为今年的颜色是什么,是表示今年的政治基调的,随便搞一种颜色是不行的｡
但是我们的标语口号是照日本的方式,分别由每个人自己写了以后带去的,而莫斯科的区委会却硬说那些是肮脏的东西,不准拿着游行,不准让人看见｡我们说:“那我们就搞一些不肮脏的吧｡”就要求学校当局提供材料,制作了一些讲究的标语｡有的标语上用俄文和日文写着“打倒佐藤内阁!”我们举着标语前赴大会时,途中一位苏联官员飞跑过来说:“拿着这幅标语,不许参加游行!”似乎是在说:我们和佐藤政府建立了牢牢实实的外交关系!(笑声)
十月革命纪念节日,居然禁止提日本人民打倒本国反动政府的口号,当场就有许多同学不服｡我们据理力争说:“我们不能舍弃这幅标语!”那苏联官员说:“不舍弃就不准游行｡”这时,已经有数名大汉前来,把拿着标语的几位同学连同标语一起带走,到人们看不见的街角,强行将标语撕毁｡
在莫斯科,今天已经不能喊出“打倒佐藤内阁”的口号,更不许进行反佐藤的示威了｡
原田:因为苏联领导人要讨好日本垄断资本,苏联政府已数次向佐藤发出邀请他访问苏联的请帖｡所以,不能刺激佐藤政府就成了借口了｡现在,苏联政府和日本反动政府大讲和平友好,仅从这一点来看,已足以显示苏联领导人不知天下有羞耻事了｡
不能唱革命歌曲的“五一”节前夕新谷:“五一”和十月革命节前夕,总是要举行预祝集会的｡由于参加者来自各地,都准备有自己的节目｡日本学生一般是表演三支歌:一支是用日语唱的日本革命歌曲,一支是用俄语唱的老革命歌曲,还有一支是日本现代民谣或日本人民斗争的歌曲｡总之,无论是用俄语唱的革命歌曲,还是用日语唱的日本革命歌曲,在节日前夕唱革命歌曲,日本学生成了唯一的例外,因为在这种场合已经不唱这种歌曲了｡
当我们要唱那两支革命歌曲时,苏联人员总是以时间不多了,唱一支民谣就够了为借口,不让我们唱革命歌曲｡
“五一”这一天,同学们清早五六点钟就得起床准备参加游行｡学校当局为了催同学们起床,一大清早起就播放爵士音乐｡爵士音乐竟成了起床号,真是不可思议｡
佐久间:在学校里举行节日前夕祝贺时,乐声喧天,吵闹不绝,全是些摇摆乐､扭摆舞音乐｡有时想唱一唱《国际歌》,可是混杂在这种乌七八糟的气氛中是多么的不伦不类啊!
原田:工厂工人的游行队伍中的吹奏乐队演奏的也是这一类曲调｡一个滴哩哩滴哩哩地奏着“爱情的假期”之类的曲调,一面游行｡我还想起一九六六年民族友好大学举行的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当时是在克里姆林宫里面的大会堂举行的｡日本学生组织了合唱团准备演出｡合唱人员早在考试期间,不管功课怎样忙碌,就都尽量抽出时间练习｡出场时照例是准备三种歌曲,其中一支是俄语老革命歌曲《红旗颂》,但是在上场演出之前,苏联当局硬是不许我们唱这支革命歌曲｡我们问他们理由,他们说这一天的毕业典礼和文娱节目实况,要通过电视向苏联和欧洲广播,唱革命歌曲很不适合｡我们听了很是气愤,结果只唱了日本歌曲｡
新谷:正是因为苏联当局的诸多干涉,许多有革命意义的､有创造性的新事物,一概遭到扼杀｡任何集会或活动,人们只要是不按照官方交下来的或官方批准的做法去做,如果是按照自己的创造,特别是牵涉到革命的事物,就必须进行殊死的斗争｡作为外国人,一旦被 苏联当局怀疑或不欢迎,还不至于立刻威胁到生活;但是,如果是一 个苏联人被目为异己的话,那就要大祸临头,就会被迫害得走投无 路｡所以,人们的那种逃避政治和对政治的漠不关心,那种失掉了热 情和自豪感的原因,恐怕就是来自于这种制度吧｡
佐久间：对于我们现在谈的这些苏联见闻，或许有人会说：“你们因为对苏修痛恨，所以说话时感情用事，只拣人家坏的讲。”其实，在莫斯科的日本人，包括社会党的人，甚至是“日本之声”(指投靠苏修的前日共机会主义者志贺义雄一派——译者)的人，每天饮茶、吃饭时，都在谈论苏联这些腐化、堕落的现象。其他外国学生，每天也都以这些为话题。我们说的这些，只不过是把每日的见闻照原样如实地说出来罢了。绝对没有夸大。
足立：有时说话太老实，人家反而会说不相信哩。(笑声)
党和⼈⺠的关系新⾕：在苏联，⽬前是苏联共产党⼀党专政，这是苏联宪法上规定的。这个制度⾃从⾰命以来，已实施了五⼗年了。关于苏联共产党和⼈⺠⼤众的关系，先不必从理论上去谈，不妨从⽇常⽣活中的感受来谈。即究竟苏联的⼈⺠⼤众对党的看法怎样?苏联共产党员是怎样对待⼈⺠⼤众的?党和⼈⺠的关系怎样?在苏联的⼤学⾥，稍微功课好⼀点的学⽣，在毕业以前⼏乎都⼊了党。
⾜⽴：总之，所谓“优等⽣”都能⼊党
入党是稳定社会地位的保证新谷:日本过去有高等文官考试､外交官考试,许多人多年苦读,一朝考取之后,就取得了学而优则仕的资格｡今天的苏联,则以入党为取得社会地位的保证｡当然,今天在苏联入党比日本的文官考试要容易得多了｡但是不入党就不能够在社会上爬上去｡功课优良的学生,不管他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如何,都可以入党｡一个人在大学毕业,也就同时成为了党员｡入党,对苏联人来说,是一个人一生取得高职优薪､生活富裕和更高地位的不可少的一项保证条件｡学生只要在学校分数高,就能入党｡在苏联社会,党员意味着“优秀人物”,他们高人一等,处处表现出自我优越感｡
只要人民服从的党的领导现在可以看看苏联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在苏党看来,所谓人民,就是接受党的领导的工具｡这种领导是单方面的｡党发号施令,人民只能服从,已经成了公式｡人民绝不准批评党的不是｡如果人民 批评了党,马上就会遭到迫害｡苏联的党绝不是毛泽东思想所指出的“人民——党——人民”这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而只是“党——人民”这个公式｡人民必须承认党的绝对权威,并只能服从它｡它完全否认了党是革命的工具,是为人民服务的观点｡苏党早已忘记了“人民——党——人民”这个公式,只能由党的领导人指挥人民群众,由所谓“优秀人物”指挥“不优秀的人”,结果变成了法西斯主义｡
忘掉了“为人民服务”和“群众路线”的观点原田：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群众路线的观点，对苏党来说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了。苏党所要维护的，就是现在这套绝对主义统治。层层领导人只图一己的私利私欲，他们的腐化堕落是必然的，这也就是必然的引起苏联社会的全面变质。
新特权阶级的形成和党的变质足立：苏联共产党开始变质的重要关键之一，是入党以后就能获得特权。按照列宁建党的原则，一个党员绝对不应该比一般非劳动者取得更多的工资。但是今天的苏共党员的收入，远比一般人多得多。因为当了党员，地位就升得快。例如在工厂里，党员当了厂长、车间主任就可拿到比一般工人多得不知多少的工资。有能力的人，不管脑袋里思想如何，只要当了党员又有了地位，就能领高工资。所以，普通人就拼命想成为党员。青年学生也把入党作为他们拼命争取的目标，努力自我修养。可是，他们心目中实际上想的却是入党就有了一切。根本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可是从表面上看却是很老实的，也就挑不出一点不是的人。这种党和西方国家的政党又有什么两样?
丧失了党的领导作用——屈服于“和平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足立：今天的苏党已经失去了作为党的领导作用，这在赫鲁晓夫对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中已暴露无遗。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重大的损害。具体地说，人民的伤亡达二千万人，物资财产的损害相当于其他欧洲国家所受战争损害的总和。斯大林格勒几乎全城被毁灭。二十几年惨淡经营的革命成就，几乎全部报销。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民大众希望和平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日本在二次大战后，人民的感情也是强烈地渴望和平。
但是赫鲁晓夫却利用这一点，选择了和美帝妥协的道路。对这个问题，如果苏共是真正发挥领导人民群众的作用的话，就应该向人民明确指出谁是和平的敌人，指出一条真正的争取和平的道路;就应该彻底地揭露和平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只有领导人民和美帝坚决斗争，才能防止另一次侵略战争。
但是苏党不是这样，他们一味强调再打一次战争就要蒙受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无论如何都要避免战争。苏党利用人民对和平的善良愿望，掩盖它向美帝投降的实质。这是一个典型的说明苏党从根本上丧失作为党的领导作用的事例。
失去了对党的信任佐久间：现在就谈到的问题，实际上包含着好几个方面，如党的问题、群众路线的问题、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等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大众对苏党的信任越来越下降，特别是最近，可以说在各方面都再也清楚不过地表现出来了。例如，向苏联工人问到：“你是党员吗?”很多人会这样答复：“我为什么要入那个什么党?我不想和那班人搅在一起，不入党不是更好?”(笑声)最近在苏联一般人中，采取这种对苏党蔑视的态度的，出乎意料地多起来了。
原田：有些苏联人还说，入了党，开会就多，拿这个时间赚点卢布岂不是更好?为什么一定要入党?
俄语中没有“群众路线”这个词佐久间：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苏党不走群众路线，也根本没有群众路线。说明这个问题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俄语中没有“群众路线”这个词。我曾经问过一些懂日语的苏联人：“群众路线该怎样译法最好?”如果是根据中国发表的俄文文件那很简单，群众路线就是“利尼亚-马斯”，但是那些苏联人还是不懂，他们说：“没有听过这个名词”或“没有那种说法”。我问他们究竟应该怎样翻译，他们支支吾吾，半响说不出来，原因是他们不懂这个词的内容，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群众路线。我还是追问他们：“究竟群众路线应该怎样翻译?”他们在各种各样的说明中，始终讲不出个所以然来，其中一个解释说：“就是站在群众的立场，为群众办事....”“是吗，那同林肯的想法是相同的。”(笑声)
这件事情清楚地说明了苏党根本就不实行群众路线，他们心目中也没有群众。
党员的条件——“不论思想好坏有能力的人”就行新谷：在苏联，吸收党员，只侧重个人能力和努力读书、努力工作的人。这和日本通过国家考试来吸收那些拼命用功读书、旨在向上爬和做官的学生，本质上是一样的。脱离思想、脱离政治去观察一个人，就看不到他的短处。一个人，只是为了自己而入党，只是为了自己飞黄腾达，有高的地位，有好的生活而入党。日本过去和现在的高级官僚，就是这样往上爬的。抱着这样目的的人，心中不可能有革命和为大众服务的观点。假如一个党由这样的人组成，他们又处在执政地位，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是可想而知的。当然，我并不是说，苏联共产党员都是坏的，都是修正主义者和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人。
苏联的党，谁都知道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党，党内的确也有优秀的党员。但严重的是苏共的党已经变了质，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对这一点，是我在这次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才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的。
原田：举例来说，有些工人由于认真劳动，做出别人所不能做的事情，他们成了“劳动英雄”，接着再有两三次就成了党员，有些且成为最高苏维埃代表。现在苏联一般就是这样做的。
足立：例如苏联滑冰运动员斯科布利科娃，在世界滑冰比赛中取得了三个项目的冠军后，立即打电话给赫鲁晓夫，你猜她说什么?她对赫鲁晓夫说：“我要成为共产党员!”一个滑冰运动员得到冠军以后，马上就有本钱入党。这样的人，是否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党员，则根本不理会了。
佐久间：从这点看，日本的大鹏(摔跤冠军)马上应该成为党员了。(笑声)
足立：如果说某一个人得了一个全国冠军或世界冠军的头衔，就可立刻入党，这种做法显然是完全错误的。共产党员如果都是这样的人，也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了。但是苏联共产党入党的标准，就是完全抽去了一个人的思想认识和政治立场。这样的人入党之后，慢慢变成了党的领导者，从长远来看，必然把党的领导引导到错误的方向。就像现在这样，无产阶级专政也就变质，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变成了法西斯主义。
能动地独立思考的重要性赫鲁晓夫下台时，苏联报纸上的报道，只说是由于年龄大和健康上的原因。这个解释在外国人看来，谁也不会认为满意。我们曾和学校里教授俄语的教师辩论这个问题。我们问他：“赫鲁晓夫究竟是为了什么原因而突然去职?”他说：“苏共中央不是发表了公报吗?我认为那就是理由。”他又说：“赫鲁晓夫除了年老和健康原因以外，不会有其他的理由去职。”佐久间：“这和宫本集团常说的：‘只要是党中央说的，都是正确的’的论调完全一样。”(笑声)
原田：记得在赫鲁晓夫下台的第二天，我们正在上政治经济学课程。当时号外就出来了，许多外国学生都争着出去买报纸，课室里的人几乎都走光，课也上不成了。但是苏联学生怎么样呢?他们只是东张西望。大家谈起这个问题来时，他们则一味说：“当然是健康上的理由”、“这绝对没有错”。两三天之后，国外的消息传入了苏联，事实证明赫鲁晓夫的下台，绝对不是什么健康和年老的问题。我们再问苏联同学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时，他们只是回答说：“我们不知道!”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出，苏联青年不仅不关心政治问题，就是对本国的党和国家的事情也冷淡到如此程度。无论你问他们什么，他们都是这么回答：“不知道!”
新谷：任何一个强大的党，如果失去了为人民服务的观点，采取拒绝群众的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的态度，就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呢?苏联今天的现实，就是一个具体的答案。特别是在取得政权以后，党的问题更是重要。它关系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苏共在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推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认为苏联已经没有敌对的阶级，阶级斗争已经结束，这就是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取消了阶级斗争。可以说，这是使苏联从社会主义演变到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的历史事件。
思想领域的斗争的重要性新谷：前面谈到了苏联青年的思想意识情况。更值得谈的是和这个问题有关联的思想领域斗争的问题，这是个重要问题。在苏联，地主和资本家是看不到了，但是阶级斗争绝对没有完结。看到苏联实际生活的情况，确能使人重新认识到思想领域的斗争的重要性。从外表上看来是一些“优秀的”、居于核心领导地位的党员，他们实际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许多人不容易看透苏联社会主义之所以变质，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看透这伙掌握了党的权力的核心领导人物。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思想领域的斗争是不行的。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清楚地说明了思想领域的斗争的重要性。这场大革命集中了人类的最高智慧，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人民民主新谷：谈到思想领域的斗争问题，就必然接触到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民主，无论在其深度或广度上，都是和资产阶级民主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的。人民民主对推动思想斗争是绝不可少的，他必须是真正生气勃勃的，真正能够激起群众革命热情的民主。但是在今天的苏联，人民民主已经丧失了。例如对赫鲁晓夫的下台，苏联人一句话也不说，也不提出疑问，好像是说不出话来了。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干了那些事情的赫鲁晓夫，到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未开之前就下台了。可是，勃列日涅夫在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甚至连赫鲁晓夫的名字都未提到。这个曾经是苏共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的赫鲁晓夫，就这样由于“年老和健康上的理由”而下台了。与赫鲁晓夫下台同时，以他的女婿阿朱别伊为首，凡是和赫鲁晓夫关系密切的许多党的领导人，也都以“工作上的过失”为理由，同样被免职了。试想，谁能相信赫鲁晓夫是因为“年老和健康上的理由”而下台的呢?但是，在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只字未提这个问题，无论这里面是愚弄还是蒙骗，也没有人提出质问。一般苏联人对此则更淡然处之，视为常识上的当然事情。仅此一点，也能说明苏联社会的变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由于民主权利丧失了，苏联人民不能讨论赫鲁晓夫为何失败，它的原因何在，它的思想根源是什么等等问题。这正是苏联的大悲剧。
不进行自我批评，不查明思想根源，不组织群众讨论
佐久间：不进行自我批评，不查明思想根源，不组织群众讨论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总之，苏共从赫鲁晓夫以来，就没有作过自我批评。他们把苏联的任何坏事，归咎于一个原因，即指责以前的领导者，但是又不公布错误发生的原因，更丝毫不谈及发生错误的思想根源。
在苏联，有一个时期，把全部的坏事，都说成是由于斯大林的错误。有一部名为《晴朗的天空》的影片，一谈到斯大林死时，画面为之一变，黑压压的满天乌云，只有远处出现了一角晴空。他们把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说成一片漆黑，斯大林一死，一切都好转了。但是，这回赫鲁晓夫下台，新的继承者又把错误推在赫鲁晓夫身上，这不过是转移群众对执政者的不满而已。他们从不揭露错误的思想根源，也不在群众之中展开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我在苏联五年期间，从没有看过苏联领导人彻底地从思想上追寻问题的根源，而是完全相反，决口不谈思想斗争。
足立：事实上是苏联当局不能这样做，也不敢这样做。
否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佐久间：另一个是阶级斗争问题。照苏联领导人的说法，现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已进入最后的完成阶段，开始步入共产主义的建设，因而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他们说，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存在着敌对的阶级矛盾，在苏联则是没有的。其实，如果这样下去，他们不仅不懂得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连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也不会懂。
我随便举出一个例子：在我毕业时，一位和我很亲近、怀着善意的苏联人对我惜别说：“你回到日本之后，想必可以在政府机关中获得一个待遇优厚的高级职位了。”我当时对他说：“不可能的，我们从苏联回去后，日本政府和垄断企业不会雇用我们的。”
我这句话说出后，他竟然发怒了。我问他为什么发怒，他说：“难道日本还不了解我们苏联的教育水平吗?”他居然以为日本政府和大企业不雇用留苏学生，是由于看不起苏联的教育水平。他完全不懂得日本社会的阶级矛盾。在日本，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优秀人物，只要你有革命的思想，就会被贴上“红色”的标签，不要说不会聘请你就职，就连已有的饭碗也会不保。何况是在被他们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受教育而回国的人，日本的垄断资本和反动派更是不会雇用的了。我无论怎样对他说明，日本是在进行着极其激烈的阶级斗争，他还是不明白。
学校当局对日本的看法，反对日本驻苏大使来校事件佐久间：当日本政府和南朝鲜举行“日韩会谈”时，我们在莫斯科的学生，为了声援正在斗争的日本人民，在学校内张贴反对“日韩会谈”的标语，举办了有关的展览会。我们书写的标语有“打到佐藤内阁!”“粉碎‘日韩条约’!等”，这些口号使用俄文写的，张贴在学校中。
荒谬的是，这时学校当局竟邀请日本驻莫斯科大使到学校来和学生举行座谈。日本大使是日本反动政权的走卒，我们和他从来没有关系。既然大学当局邀请他来了，我们倒要当面向他抗议“日韩条约”。我们将这个意见通知学校当局时，学校方面立即对我们说：邀请日本大使到学校来，完全是为了民族友好大学的毕业资格还未被日本政府承认这个问题。请代表日本政府的大使到学校来，第一是要他参观一下学校的设备和教学，让他了解这所大学的教育水平，希望日本政府承认这个大学的毕业资格;第二，我们委托这个大使，希望他对本校即将毕业回国的日本学生，在就业问题上给予多方的关照。我们听了学校的解释，简直要笑出来，校长的“心意”，我们十分了解。可是我们的前途问题，牵涉到阶级斗争的本质。这一点，我们的校长可说是完全不懂。但是，校方强调已请了日本驻苏大使来校参观，就下令我们把那些揭露“日韩会谈”反动本质、介绍日本人民反对“日韩会谈”的展览会和标语，统统取消。
我们坚决拒绝除下那些标语，拒绝收起展览会的展品。结果，在日本大使到校的前一天夜晚，校方竟出动共青团人员多人，将全部展品收了起来。这一来，日本学生几乎全体动员，当天就到校长办公室外示威抗议，要求大学当局立即发还展览品。由于这次激烈的示威，日本大使不敢来了。为此，学校当局竟将日本学生会负责人召去，提出了严重警告，并下令给予“严厉约束行为”的行政处分。为了这件事，日本学生和校方进行了多次交涉。从这件事例可以证明，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消灭了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国家才有阶级斗争的说法，实际上是表明他们的领导人根本就不懂得阶级矛盾、他们所
谓社会主义国家没有阶级斗争的谬论，已经造成了重大的流毒。邀请日本大使到学校访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足立：这位校长，在苏联来说，也算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同时也是党的领导人。他使人感到是一位真正的老好人。他虽然有大学校长的头衔，但只要是不涉及政治，可说是一个非常容易接近的人。然而，一旦临到他以公务的校长身份来同我们在政治问题上打交道的时候，那我们真感到实在是太差劲了。因为他是脱离开阶级观点来考虑问题的。苏联人，特别是普通劳动者，一般的都较直爽、朴素。可是那种直爽、朴素如果脱离开阶级性，不就跟资本主义国家中那种叫作老好人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了吗!
政治笑话什么“真理”，我们这儿没有
在莫斯科的街角上，有零售报纸的小铺子。一个男人走过来问：“有《真理》吗?”
小铺子的老太婆说：“什么‘真理’，我们这儿没有。我们这儿只有‘消息’。”
为了社会主义
威尔逊、约翰逊、勃列日涅夫、诺沃提尼同乘一架飞机。但是，这架飞机在中途发生了故障，所以把重的行李都投下去了。尽管这样，还有危险。这时，首先是威尔逊喊了一声，“为女王陛下”，就跳下去了。紧接着，约翰逊也喊了一声，“为了自由和荣耀”，也跳下去了。
这样，最后，勃列日涅夫看了一看，也喊了一声：“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就把诺沃提尼推下去了。
（未完待续）